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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汇田 | 钱啊,钱

我对钱的认识来自于小时候过春节长辈们给的压岁钱。回想起来,每逢过年,心情显得尤为亢奋,倒不在于可以穿新衣服,吃…

我对钱的认识来自于小时候过春节长辈们给的压岁钱。回想起来,每逢过年,心情显得尤为亢奋,倒不在于可以穿新衣服,吃好吃的,而在乎能收多少压岁钱,收的钱越多,脸上越有光彩,越有炫耀的资本,似乎老人越看重自己。

那时候不像现在,收压岁钱叫“讨压岁钱”,要正儿八经地向长辈们跪地磕头,说“身体健康、长命百岁”之类的吉利话;不像现在大人们给小孩子压岁钱“不讲老规矩,提倡新做法”,主动往小孩的兜里塞,也不在乎小孩说不说什么吉利话,小孩子的一句“谢谢”就什么都代替了。那时候,我们每到一家,首当其冲的就是搬来椅子放在屋中央,吵着要给长辈们磕头,先是向辈分高的磕,再依次排队磕,长辈们也总是不好意思地半倚半靠地坐在椅子上,不等你三个头磕完,就立刻把早已准备好了的用红纸包好的压岁钱按在你手掌里。

记得从50年代末我七、八岁懂事开始,我每年收取的压岁钱在四、五元左右,而且给的都是零碎的角票(每个头磕下去,多数一、二角,偶尔五角),收了来,也不知道怎么化,只是夹在书本里。小时候在家靠父母,不需要自己花钱,自己的本份是把书念好,哪能知道后来人长大了才体会“钱少气短”的尴尬,明白“挣钱不易”的艰难,理解“钱能通神”的高妙。

我对钱的深刻理解是在插队落户后。来农村第一年,我们知青足足干了10个月,人均工分8800分,每人才分得17元7角,真是“劳动力不值钱”,可悲可叹,于是我才有了省下钱来乘牛车回沪探亲的经历,同时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活着离不开钱、没钱对人的强烈压抑。

1970年10月我招工进矿,听说煤矿是人间地狱,但又是“金钱陷阱”,只要下井干采掘,每月60.46元(其中基本工资43.12元,下井津贴每日0.6元),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了,就没多加思索,接受了“钱的诱惑”。在井下工作那几年,我从恐惧变得麻木,从麻木变得大胆,从大胆变得无知,干过许多违反操作规程、冒险作业的事,也受过伤、住过医院……说白了,还不都是为了生存,为了钱!

在金钱面前,我承认自己是弱者,因为钱的魔力无法无边。1975年春,我由于发表了一些文艺作品受到器重,离开掘进一线借调到新组建的矿民兵指挥部做干事,干的是地面活拿的仍然是井下工资,这样一直干到1978年春,矿上整顿用工制度,询问我的去向,如果愿意留下可进矿保卫科编制,但只能定为二级工月工资37元,如果返回生产一线,恰逢采掘消灭三级普调四级,月工资连下井费可以拿到70多元,两者存在“1:2”的落差。

正当我犹豫不决时,事也凑巧掘进五区要一个宣传员,工作要求是每月写几篇通讯稿送矿广播站,每月在矿中央广场、区会议室分别出一期宣传栏、黑板报,每周三、四天井上装料、井下卸料,工资待遇分文不少,我经联系马上上任了。有人对我说,从井下调地面凤毛麟角,非常不易,你把钱看重了;我说,权衡下来,还是这样好,宁可当金钱的奴隶。

有时候,金钱不能光靠诚实劳动取得,发挥智慧理财更是一种敛财的方式。1981年,财政部发行8年期国库券,矿上摊派给每人50–60元,好多人不想要,愿7–8折处理,后甚至降到5折,我拿出所有积蓄,尽可能收购,只是苦于财力有限,所获不多。后听说杨百万第一桶金就是靠着到安徽收进抛出国库券发家的,不由感慨万千。看来发财的机会总是有的,就看你能否把握得住。后来的1992年上海推出股票认购证,也是一次发财的机缘,好多人因“临门一脚没把球踢进球门”懊悔不已,那时人们嘴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:世上没有后悔药吃。

我于1987年5月回上海分配进公交公司工作,月工资加奖金150元左右,本人又有独立的住房,按理说应该心满意足了,可我总觉得生活过得不如意,其中嫌钱少是一大原因。

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,上海出租车市场刮起旋风,也搅动了我不安的心,产生了毛遂自荐跳槽的念头,为此我曾到才组建的大众出租打探过,后经人介绍,我冒着辞职的风险(由于单位作难不肯商调放人),在当年8月加入某汽车服务公司,由固定工变成了合同工,这在当时被称作“打破铁饭碗,捧上泥饭碗”、“敢于第一个吃螃蟹”。这是一家中外合作企业,虽上班路远、工作辛苦,但月收入有350多元,我又一次在工作与金钱的碰撞中义无反顾,孤注一掷,因钱生情。

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,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淘金者的乐园。深圳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,提倡快干、多干、多挣钱。我1993年随全国出租汽车协会到深圳一家出租车公司参观学习,这家公司仅用了10年时间,就从成立时的6万元发展到了6亿元,搞出租车承包经营也是他们首创后推向全国的。他们十分崇拜“黑猫白猫论”,实行的是“项目全员竞标、财产抵押制”,双方以签约作为依据信守承诺。这么多年来,深圳始终是我国最具活力、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,这离不开人们对公正、平等的竞争制度的遵从和对金钱合理、合法获取的追求。

依我看,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泥沙俱下、鱼龙混杂的全民经商年代,九十年代是群情激昂、行情反复的全民炒股年代,本世纪头十来年是波澜不惊、时断时续的全民炒房年代,当前是互联网风靡、新兴科技产业兴起的群雄争霸年代。在其中,有敢闯敢干、敢冒风险、勇于接受挑战的人,有追求安稳、甘于满足、与世无争的人;有因为涉足的行业发展前景良好助其致富的人,有因为涉足的行业经营不景气下岗使其贫困的人;有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会不断发财的人,有走错路子全盘皆输一蹶不振的人;有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、乐于创业的人,有宁为凤尾不做鸡头、安于现状的人……

金钱对人来说,是一块硬币的两面,有赐予幸福的,也有带来苦难的。我有一个表哥,1985年到日本打工,1994年回上海,据说是赚了200多万人民币,开一辆日本原装本田摩托车,够风光的,但因为常年劳累,严重透支身体,结果肾坏了,50多岁就去世了。还有一位做房地产生意的身价过亿的远亲,也是因为过度辛苦、积劳成疾,40多岁就一病不起,他老爸深感“白发人送黑发人”的悲伤,竟自杀身亡。所以说,金钱也有两重性,既是天使,又是恶魔,就看你对它是否理性、敬畏、中庸;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年轻,用健康去换取金钱,等到老了,才明白金钱却换不来健康。

记得在八十年代后期观看电影《百万英镑》时,曾被电影中的天文数字所吓晕,那时自家的银行存款不足二千,不要说十万不敢企望,就是三万、五万也是无法想象。如今上海人大部分家庭的资产早已迈过了百万元大关,有千万元的家庭也不计其数;有房人个个成了马克•吐温笔下的格里高利•派克。

说起房子值钱,一点都不假。上海从1997年商品房开始上市,到2018年的20多年间,房子涨了15、16倍;其中前10年大概涨了4-5倍,后10年又在涨了4–5倍的基础上再涨了3–4倍;也就是说,1997年化50万元买进的一套房子,现在可值750—800万元。近期央行发布《2019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》称:上海人家庭资产户均806.7万元,其中,实物资产的住房是家庭资产的重要构成。

还有上海工资也在水涨船高,根据公布的数字,1997年上海年平均工资为11425元,到2019年上升为149377元。我国拍卖市场上也是人头攒动,财源滚滚,动辄几千万、上亿元的艺术品比比皆是。中国人到境外旅游也司空见惯,越来越多,不少家庭甚至每年有一个出国计划。在国外采购奢侈品更是群情激昂、人满为患。由此可见,中国人的有钱已经闻名于世,震动全球。

另外,中国城市退休老人的幸福指数还是比较高的,男60岁、女50岁就可以拿退休工资,现在上海夫妻双方共同的退休金一般在万元左右,如果不生大病,用于日常开销,这些钱有宽余。到日本,看到开旅游车的多数是60多岁以上老人,清晨店铺开张忙来忙去的也是老人,都在为生计着想;不像中国老人那么悠然清闲,早晨、晚上一天两次到公园里跳舞打拳、锻炼身体,中国大妈跳广场舞更是风靡世界。听说在美国,到66岁,才有资格领取全额的社会保障金,其中有不少人,选择继续工作到70岁以后再退休,退休金可增加三成。由此可见,中国老人与国外老人相比,退休的年龄优势、晚年的可享程度还是比较明显的。

当然,钱多也会带来物价上涨。拿吃的来说,我1969年下放农村,鸡蛋5分钱一个,猪肉8角钱一斤。到了九十年代,到小菜场买菜,荤素搭配,十元钱还够折腾一下;如今起码要有百元才能抵挡家庭一天的菜钱。再说看病医疗的花费,老人中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病屡见不鲜,每月的吃药费用大致要占去退休金的五分之一,挂一个专家号的钱够你心疼几天的,做一次手术的费用够你伤筋动骨的。于是,社会上一些骗子利用老人“保值增值”的心理乘隙而入,打着“你不理财,财不理你”的“魔法金钱”的幌子高额吸储,上演了一幕幕骗取老人活命钱的悲剧。

钱啊,钱,有多少人在你面前身败名裂,有多少人被你撞得头破血流,又有多少人为你饮恨终生。

钱啊,钱,虽说“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”,但毕竟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。钱啊,钱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赚法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花法。

钱啊,钱,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,不怕有人钱多,只怕来路不明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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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粉波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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